1979年，在跨进大学校门前，我在农村插队落户十个年头，青春年华经受了过多的艰辛。恢复高考，可谓是柳暗花明，给了每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，由此也圆了我的大学梦。

中图为作者

我上的南京师范学院，前身是金陵女子学院，有“东方最美丽的校园”之称。校园内，宽敞整洁的林荫大道，绿茵如毯的大草坪，画梁雕栋的古典式建筑，满眼的繁花秀木。对我们这些扛着大包小包、趿拉着解放鞋的年轻学子来说，这儿仿佛是皇家宫苑，人间天堂。刚进校园，我兴奋难抑，一个人夜晚跑到大草坪，躺在柔软、绒绒的草地上打了几十个滚，大地仿佛在耳边轻诉：苦涩的篇章已经翻过，芬芳的书页展开了。由于时代的原因，班上的同学年龄差别很大，大的近三十，小的十五六岁。不过，据说前两届有不少结婚生子的，而我们这届结过婚的好像没听说。

现在的孩子高考结束，会将书本抛之天空，手舞足蹈，嘴里高喊“解放了”，尽情地展现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欢快。而我们那时，在知识的沙漠里迷失多年，刚刚领悟到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进大学前，我的文化知识十分贫乏。“文革”开始时，我还是小学，上了初中后不久就下乡。古文、英文都没学过，理科学的是工业知识和农业知识，“不识数理化真面目”。记得第一次去大学图书馆借书，面对一排排书柜，各类图书分门别类，似乎望不到尽头，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，如此浩瀚的人类精神宝库，我还从未见过。在农村那些年，除了马列选集，就很难见到其他书籍。如今检索着借书柜小抽屉里摆满的眼花缭乱的书目卡片，我的大脑有点发晕。该看什么，该看多少？此一困惑长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做舟”，这是当年十分流行的口号。平时，教室、图书馆内常常座无虚席，抢座位成了每天的功课。校园内的池塘边、树林中，潜心阅读者随处可见。我曾拜访过在国内学界名气很盛的学者吴调公先生，他告诫我要早日确定学习方向，以便为今后的研究打好基础。但起步阶段，我还是很盲目的，求学的过程也几经周折。我想研究俄罗斯文学，以后兴趣转向中国古代文学，再后来又改为文艺理论，最终确定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。在学习中，我也养成了摘录卡片的习惯。看到书中精彩或重要的部分，我就会记在小小的卡片上，并标注类别，日积月累，到我毕业时，整理出近万张卡片。确实，人的记忆是有限的，卡片对研究与写作有很大的帮助。差不多到了大学三年级，我已经意识到，学好文科，最终要落实到论文的写作上。每写一篇论文，我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。为了探究《文心雕龙》与佛教的关系，我几乎阅遍图书馆内有关佛学的书，其中汤用彤先生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印象尤其深刻。发表论文，也是每位写作者梦寐以求的。我曾经将文稿投到杂志去，并被编辑约去面谈，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。多年后，重新捡点大学时的论文，感到欠缺的地方很多。但这一治学过程，确实拓宽了我的知识面，加深了思想认识，也是每一个治学者必须要经历的。

我们是幸运的，在校期间，很多大师级的学者还健在，如唐圭璋、孙望、段熙仲、徐复、钱小云等先生，南师中文系当时有十大名教授之说。老先生大都年事已高，平时不授课。学校每年一次的大型学术讲座，我们才有机会一睹先生们的风采。有一次听词学大师唐圭璋的宋词讲座，先生身体羸弱，说话声音很轻，再加上所说的考证内容我也难以消化，两个小时的发言听得有点云里雾里。即便如此，我几乎动也没动，唐先生博学多识、谦和热情的学者风范让我无限景仰。

唐圭璋先生

每个学期，给我们开课的老师大都功力深厚，以至于今天谈及，同学们还津津乐道，赞佩不已。如教中国现代文学的秦家琪老师，是位中年女性，人长得端庄优雅，气质不凡。秦老师上课条理清晰、重点突出、生动有趣、声情并茂。古代文学老师吴锦，板书书写的圆润舒展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吴老师学问功底很深，对作者的生平、作品以及社会历史背景的考证与介绍，言简意赅，具体准确。教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是谈风梁老师。谈老师讲课独树一帜，从不带讲稿，作品介绍，引经据典，在黑板上书写原文都极为熟稔。同学们惊叹，哪来的那么好的记性。

前排居中为秦家琪老师（张辛勇摄）

吴锦老师

那个时候，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启动期，各种观念的转型初显端倪，校园内的学术氛围十分活跃。著名的作家王蒙、邓友梅、刘绍棠等来我校做讲座，学校礼堂内师生们济济一堂，热闹非凡。作家们谈的话题多为人性、现实主义等，有的观点还比较敏感。朦胧诗其时刚开始流行，起先是一份尚未公开发行的杂志《今天》在同学中传看，北岛、顾城、舒婷的名字很快为人熟知。系里的橱窗内每次刊登学生的习作，就会围满了观众，有时思想的交锋还异常激烈。流行歌曲也开始崭露头角，邓丽君的歌曲还不能公开传唱。有一位专家曾来校做讲座，着力抨击流行歌曲，认为消极颓废，格调萎靡。诸多思潮的此起彼伏，激发我有了更多的思考，或许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是从那时候起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大学之恋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应该是浪漫而心醉的，而我们的那一页，却苍白而无味。由于年代特殊，女生考上大学的人数很少。我们班上40多名学生，只有6名女生。校方明确反对男女恋爱，再加上观念的陈旧，校园内几乎看不到公开谈情说爱的。现在的大草坪，可以说是青年男女聚会最好的场所。我曾经回访母校，一到晚上，只见草坪上黑压压的一片，都是一对一对的。而我们那时，草坪中央，一尊伟人的雕像高高地矗立，浑身透射出巨大的威严，情与欲都伤魂落魄，逃之夭夭。同学中间，也会传说谁跟谁好了，但能确定的并不多。情感生活的匮乏，也会带来心情的苦闷，毕竟很多人是二十大几的年龄了。女生宿舍也曾传出短裤胸罩被偷的事，最后查出竟是一位学生干部所为。人性的变态扭曲，也让人嗟叹不已。其实也有人在谈恋爱，只是偷偷摸摸地地下进行，一直到毕业才真相大白，我们中文系79级160多名学生只成功了两对。有女生发出慨叹，大学四年，未找到真爱，男生也太让人失望了。很多男生恍然醒悟，原来外表傲气冷漠的女生，心里也是热火燃烧，可惜一切晚矣。

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四十年弹指一挥间，曾经执教的老师多已作古，但他们的音容笑貌、谆谆教诲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间。我们的同学，很多也已经步入退休行列。现在回想，大学四年可说是我们人生道路上最为重要的转折，也是青春气息最为浓烈的时光。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，我们的芳华并不浪漫，色彩也不斑斓，但实实在在的读书岁月，却充实了我们的心智，历练了我们的人格。事实也证明，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届学生大多数都成为今日国家建设的栋梁，没有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。 （本文载于《银潮》2019年第一期）